褚时健的悲剧是一个群体的悲剧，因此反思贪腐的成因更有意义（图源：VCG）
乱世枭雄，总经不起时间的沉淀，时间愈久远争议也便愈多。
北京时间3月9日，褚时健的遗体告别式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举行。那天，这位曾经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叱咤风云的中国烟草大王受到上千人的送行，可谓极尽哀荣。围绕他传奇的一生，舆论场数日前着实泛起了滔天巨浪：他是“神”，还是“妖”？
——本来死者已矣，扰攘终有竞时，实在不必重新挑起话题，继续无谓的口舌纷争。只是时局如此，不管褚时健是否愿意“被人当枪使”，他毕竟不是不是一个平常的个人，而的确成为人们在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年成败得失，又启人追问前路何在的重要象征了。从这一角度看，褚时健的命运沉浮早已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实在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缩影了。
自1990年代沦为阶下囚，一直到2019年的3月初离世，褚时健似乎从来不曾为当时的行为做出过辩解。这成为今天很多人尤其是中国左派力量对褚时健的追随者、追捧者感到不理解的一个原因——褚时健罪行昭昭，连他自己都不敢辩解，你们为什么要还在为其打抱不平、鸣冤叫屈？甚至还要将其塑造为精神教父并顶礼膜拜之？岂不滑稽！
甚至一篇《是谁在神话褚时健？》更是讽刺道，“这满屏幕哭丧的，并不是您的亲人子孙，他们如丧考妣呼天抢地悲悲戚戚，只是别有用心，拿您当枪使而已。”
今天，为一个去世的人做辩解固有不必的理由，但是很多事情今天如果不阐明，中国改革的未来便仍然有继续走弯路，犯下不可宽恕过错的可能。
事实上，处社会改革转型的情形之下，谁又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他人的手中棋子、刀枪？重要的是，是非自然有曲直，要当真认为他罪有应得，不值得分毫的同情。如果认同“国家和体制从未对不起褚时健”，那么就说明我们便从来也没有从褚时健以及其同时代人的悲剧中寻找到原因，同时亦是承认1990年代中国国企制度的完备性，否定此后以及将来所做的以及将要做的一切努力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1980年代中国，每年两位数的经济成长速度，是一个怎样的充满丛林竞争的草莽世界。不独当时，即便是1990年代甚至今天，没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已经建立了完美的市场经济秩序。
经济学家周其仁说，“我们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
当年，褚时健当然不应该贪污，贪污了当然应该法办；他也更不应该自认为“当了几天管家便姓赵”，可以在红塔集团予取予求。但反过来讲，难道他就应该接受一种道德绑架——自己立下汗马功劳后带着17年80多万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的收入，以显示自己激流勇退的高风亮节？更需说明的是，褚时健之情形绝非一个人，当年的长虹掌门倪润峰等人纷纷折戟沉沙，也正是这一群体性的“高危”才再三警示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国企改革的风险和病灶。
坦白说，那些呼风唤雨的商界大老如潘石屹等人曾经纷纷向褚时健请益，支持他，今天又为之唱挽歌，显然是将其视为顽强的企业家精神象征，而非发什么“兔死狐悲”之慨。中国企业家的确在过去的十来年反思所谓“原罪”问题，而且也感受着今天民营企业前路未卜的焦虑，然而，这显然不是一回事——国企代理人和民企所有者不可能是同一处境。
恰恰相反，如今，中国已经壮大的国企陷入相反的困局——反倒是现任国企高管而不是当初的开拓者薪资不透明、高福利乃至裹挟进更严重的以权谋私案中，成为中共反腐的高危行业。
于是，2015年央企高管“限薪令”出台，随即国企高管薪资报酬调整并公布。2018年5月份，中共政治局会议则在通过《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规定》时明确表明，坚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从进一步激励中央企业领导人员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出发，完善了有别于党政领导干部、充分体现中央企业特点的领导人员管理制度，“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人们当然该对腐败抱持不容忍态度，但亦需对背后的成因有所反思。倘若褚时健迟现二十年，那么凭借其智慧与坚韧，也许该会有另一种结局。“褚橙”的背后固然少不了追捧者，但在市场机制下，这何尝不是一种能量？它的成功或可证明，国家体制改善之必要确乎一直都在。褚时健的悲剧意义正在于此。
